联合丽格第一医院杨大平教授：谈论整形时，谈论的是什么？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没有尸体勘查笔录也没有死因鉴定意见。

进入专题： 刑讯逼供 。在山东省高院召开的聂树斌案复查听证会上，对聂树斌是否遭受了刑讯逼供，从而做出了虚假供述的问题，成为听证会当天的一个焦点。

40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素有观察力的心理学家，对刚刚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事情的记忆尚且讹错多多，充分说明瞬时畸变和记忆误差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比如，在相关讨论中，把话语体系建设形式地理解成一套中国独有的概念体系。发散式思维与聚敛式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论上，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是在矛盾推动下不断发展的。只有打破这种传统范式，才能释放我们的创造性活力。

通过策划、调查、试验、观察、分析、综合、评估等活动，自主构建知识、形成创新、得出结论。这样很容易导致理论阐释和理解的障碍，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法为世人理解，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它们在世界的传播。当代的他们如何看待法律人的家族式传承? 《方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大部分法学家的后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并愿意子承父业从事法律行业，子女们对于父辈的法学成就持开放式的态度，欢迎别人来进行评价。

法律人家族式传承的兴衰之义 历史的影响是法律人的家族式传承在中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新宇告诉记者。凤毛麟角的法律人家族 《方圆》记者寻访了很多近代以来的法学家及其后人，也采集到一些各自家族内关于法律思想和学问传承的故事，有一些法律人家族令人尊敬，也有一些令人惋惜。于是，凌岩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像沈宗汉这样的从事法律工作的家族一度很少，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法治的进程，类似的家庭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其长子、二子及其后代参加了革命;三子的后代去了美国留学学金融;四子后人学训诂学，师从章太炎，直到曾孙沈厚铎，才重新拾回法律，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1983年，大学毕业的沈厚铎就选择了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从事法学研究，一直工作到退休。因此，受到新的社会思潮影响的青年一代，在情感取向和现实选择上，更倾向了象征着进步的新式教育。沈厚铎指出，沈家本给后世带来的重要影响，主要包含在其著作中，这些著作文革前没有人整理，文革后还是没有人整理，他不希望一个几乎改革了近代中国法律的修律大臣被遗忘。而李浩培平时总跟家人强调要守法，告诉女儿，如果犯法就逃不过法律的惩罚，成天就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挂在嘴边。

跨过混乱的清末、民国时期，再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法律人的家族式传承，同样受到了历史条件的制约。除了沈家本，民国时期的其他法学家家族境况也都相似。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中国法律的发展本身举步维艰，法律人多无从施展，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段旧事新闻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判断:我国近期曝光的几乎每一起冤案都不是办案人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体制性的原因所导致的。

在这样一种法治环境与媒体环境下,陈东升同志所具有的中立性与独立性的专业精神,更值得嘉许。尤其是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入宪以后,我国的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成果,是举国瞩目,甚至举世闻名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获悉张氏叔侄被宣告无罪,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前主审法官说:这体现了国内法治的进步。虽然张氏叔侄都承认案子是他们干的,并无受过刑讯逼供,夏涛、林航仍然感到人命关天,客观性证据不足,仅凭犯罪嫌疑人一纸口供难以定案,提出了不批准逮捕的意见,但最终,市检察院还是作出了批捕决定。长期以来,我与浙江的司法机关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自己的一些学生也在浙江司法机关任职。接案后,她和同事到看守所找证人袁连芳谈话核实,找管教了解情况,找侦查人员询问是否依法办案,进行了大量庭外调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数以十万人计,即使是从事法治报道的记者也数以万人之多,尽管这个数字也许是不准确的,但还是反映了要想在如此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的不易。不相称的法治现状与市场经济需求 对于浙江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所带来的法治发展,是不能否认的。

记者的文字具有时效性,这里所谓时效性,直白的说,就是速朽性。陈东升同志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根据其对浙江法治过去十年的观察,以其敏锐的触角,描绘了浙江法治发展的一幅真实图景。

例如,对于已经过去的十年,我国法治发展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在法学界就不乏争议。据我观察,我国法治新闻如同法治一样,也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基础,同时法治又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对于各种案件的报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法机关,成为司法机关通稿的转达者,而没有独立的报道与深度的观察。

当然,我对陈东升同志前引报道的标题略有异议:主动纠正的主动两字并不妥切。浙江是我的家乡,对于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我是理所当然地关心的。然而,浙江的法治现状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又是不相称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的。虽然我不赞同那种认为浙江是经济发达,法治落后的消极评价,但相对于经济领域的创新,法治领域则相对保守,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它又是怎么通过检察院和法院的重重关口的呢?陈东升同志在《请记住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主动纠正两起重大冤错案旧事新闻》一文做了以下披露: 时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处副处长夏涛在认真审查了公安移送的案件卷宗材料后,他发现诸多疑问。她的意见未被采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集体讨论后决定,张辉判死刑,张高平判无期。

陈东升同志对发生在浙江的数起冤案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披露了冤案背后的某些信息,对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冤案发生的根源,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作为法律人,我为当年的独立判断而欣慰,为无力改变裁判而歉疚。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涉及三人判处死刑的重大案件,一审判决书总共只有九页,证据列举也只有两页。江平教授的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意有所指。

合议庭评议时,冯菁认为该案存在诸多疑点,证据不足,疑罪从无,应宣判张氏叔侄无罪释放。正如浙江的法治进步是全国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出现的冤案也是全国司法体制积弊之全豹的一斑而已。全书的内容可谓丰富:法治视野所展现的浙江法治发展的全局性,高端访谈所展示的各级领导对浙江法治建设的重视性,政经观察所呈现的浙江法治嬗变的真实性,法案聚焦所披露的各色案件信息的内幕性,独立调查所得出结论的中立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共同的可读性,使人产生一读为快的阅读快感。这样的判决书,不客气地说,是草菅人命的判决书。

2013年4月在浙江萧山陈建阳等五青年抢劫杀人的冤案在媒体披露之际,曾经应邀到杭州参加了对该起冤案的研讨会,见到了该案的一审与二审的判决书。此后不久,冯菁赴加拿大留学深造。

【注】本文节选自《浙江法治十年观察》一书的序言 进入 陈兴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新闻 。陈东升同志对此的深入报道,对于从体制上建立起防范冤案的铜墙铁壁,具有震耳欲聋的启示。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法治是向前发展的。冯菁是张辉、张高平强奸案的审判长。